本次专栏将为您呈现《新外大街19号》第17期的丰富内容，带您一同踏上探索这个时代人们所面临的前所未有境遇的奇妙旅程。我们将深刻剖析人们在自由与无依之间的内心挣扎，以及对终极价值消逝的迷茫与困惑。同时，我们也将聚焦人们在怀旧与记忆重构中如何寻觅前行的勇气，如何探寻未来的方向。

  通过分享杂志中的精彩佳作，我们期望能点燃您对生活、人性以及时代的深层次思考，共同见证并记录这个多元而深刻的思想时代，感受其中温暖动人的情怀。

  愿我们携手前行，在这段旅程中不再孤单，不再艰辛，共同迎接充满希望的春日曙光。

  2002年6月的一天，孙林收完田里的最后一批小麦，辞掉了工厂里的工作，和丈夫、儿子一起坐上了从安徽阜阳开往北京的列车。她此番去北京，并不是想去大城市里闯荡挣钱，而是为了帮忙照顾弟弟家刚出生三个月的女儿。当时没有人能预想到，这次出行会让孙林一家和北京的废品回收行业结下缘分。

  每个周末，孙林的弟弟不用上班，可以在家和妻子一起照顾孩子。闲下来的孙林想着自己不能始终没收入，便想要赶紧利用周末的时间挣点钱。当时，和她一起进京的丈夫正在八宝山地铁门口拉黄包车，孙林就每个周末都带着儿子去八宝山附近碰碰运气。

  当年的北京远不如现在繁华，位于西四环和西五环之间的八宝山还是名副其实的郊区。地铁站附近大片老旧的平房条件简陋、租金低廉，因而居住了大量外来务工人员，其中不乏有孙林的老乡。孙林仔细向老乡们打听之后发现，他们每天骑一辆三轮车上街“收破烂”，一个月能挣到四五百块钱。她心想着这个活没门槛、时间自由又能挣到钱，便当机立断买了辆二手三轮车，开始每个周末在八宝山附近收废品。

  纵观北京废品回收行业的发展，孙林进入北京废品回收行业的时间点，正是二十一世纪初期北京的废品回收人员数量迎来井喷式发展的时期。从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期开始，在市场经济的影响下，农民工慢慢替代了原有的国有物资回收体系，成为北京废品回收行业的支柱。据北京社科院的调查显示，2006年北京的废品回收人员数量高达30万，其中90%以上是外地人。粗略统计，在这些人当中，捡拾垃圾的年均收入约8000元，蹲守垃圾楼或扒居民楼垃圾道的年收入在1万元左右，蹬三轮收废品的年收入最高在1.5万元左右。

  孙林并不了解官方的统计数据，但她用身体力行的方式证明了收废品的确有令人满意的利润。用周末两天时间走街串巷的她，不仅每天都可以挣到钱，利润甚至比丈夫在地铁口拉黄包车还要多。挣钱的快感让她不可自拔，用孙林的原话说，她“不知不觉就收上瘾了”。

  2003年初，孙林的外甥女满了周岁，不再需要她平时的照看，于是她全心全意投入进了废品回收的工作中，并且让自己的丈夫也加入进来。就这样，孙林一家人正式成为了北京废品回收行业的一员，至今已经工作了整整二十年。

  不同于外行人口中的“收废品”，废品回收工作在孙林和她的同行们之中被称为“做生意”。因为在靠废品回收行业生存的他们看来，废品回收不仅是繁重的体力劳动，更是一份需要悉心经营的生意。

  凡是做生意，都要有完整、畅通的生产-消费链条才能成功。废品回收链条最上游的原材料生产者，就是在北京市生产、生活的每一个人。据统计，2003年北京市垃圾清运量高达361.4万吨，并且稳步增长至2019年的1000余万吨，其中包含着大量的可回收垃圾，也就是俗称的“废品”。链条的最下游则是周边地区的废品加工厂，比如玻璃运到邯郸，金属运到霸州、塑料运到文安。

  每天，居民生产的大量生活垃圾被混合扔进垃圾箱内，被称为“捡破烂的”或“拾荒者”的废品回收人员手拿大编织袋或骑自行车、三轮车在各个垃圾箱中翻找塑料、废纸、金属等可回收垃圾，并将它们收集起来。这些分类收集好的废品被出售给停留在社区街道固定地点的四轮货车。

  驾驶四轮货车的废品回收人员往往需要向社区物业或者社区居委会缴纳费用，申请停车收废品的资格。他们的存在让拾荒者能够方便地在家附近出售废品，而拾荒者的存在则让卡车回收点的废品回收者省去了垃圾分类的步骤，只需用较低的价格购买废品并销往郊区的废品回收站。

  但大部分外来务工人员既没有资本和渠道购买卡车并向社区支付费用，又觉得拾荒的效率和利润太低，于是他们形成了独立于拾荒者和卡车回收点之外的另一种废品回收方式：从废品生产者中收购废品，并直接卖给废品回收站。像孙林一家骑着三轮车走街串巷收废品的人，就是采用了这种工作方式。他们是北京市的居民们最为熟悉的废品回收人员，业内称他们为“游商”。

  游商彼此之间是竞争关系，因此一条条的行业法则没有人好心传授给孙林，但她在石景山的摸爬滚打之中很快学会了做废品生意的生财之道：收泡沫、塑料和废纸挣不到钱，而收铁、铜和铝可以；在小区里一家一户收塑料瓶和纸箱、纸板利润微薄，但收单位和工厂里的废品一次就能挣到很多；废品回收站的秤经常缺斤短两，收到的废品要自己提前称好重量，卖给废品回收站的时候才能拿到应有的钱……据孙林的儿子说，他们一般不收利润率小于50%的废品，不然算上收、卖废品所花的时间和体力就得不偿失了。

  由于石景山附近聚集了大量的工厂及废品回收站，孙林一家比起其他的游商有更多的地理优势，但是也面临着更大的竞争压力。当工厂或者企业和事业单位有大批的废品需要出售给游商时，如何抢到这些大单就成为了一门学问。

  当工厂积攒一段时间的生产边角料需要处理，工厂负责人往往会把处理废品的任务下派给工厂的保安、看门人一类的人负责，孙林管这些人叫工厂的“小头头”。由于找买家的权利落在了这些小头头手中，孙林一家为了能买到废品就必须跟小头头们搞好关系。虽然嘴上说着“这些人都奸得很，谁给的小费多就卖给谁”，但是在行动上孙林“喜欢抽烟的给买烟，喜欢喝酒的给买酒，夏天送饮料和西瓜，逢年过节送礼物、请吃饭”。就是这样的方法让孙林在二十年间积累了一个又一个熟人，抢下了一个又一个大单，在竞争非常激烈的游商中站稳了脚跟。发展出自己的老主顾之后，走街串巷碰运气成为了孙林一家日常工作中很小的一部分。大部分时候，他们每天都能接到老主顾打来的电话，要求他们上门来收购废品。

  和孙林一样有固定客户的游商们发展出了属于彼此的默契，他们轻易不会去非自己的地盘上收废品，以免和同行发生冲突。但是从工厂里收废品赚大钱还是令人眼红，当孙林一家连续几天拉着满满一车的废品去废品站卖时，就会有人问她“你在哪里收了这么多东西？”，而孙林从不会说实话：“在北京西边收的就说是东边，南边收的就说是北边。你要是实话告诉他，改天他就去蹭你的生意。”

  然而即便相互保密，抢生意的事情还是时有发生，尤其多发生在相互知根知底的熟人、邻居之间。据孙林说，早先年间游商之间为了生意在街头打架斗殴，她的丈夫脸上被人用刀砍伤，留了一道长长的疤痕，看起来凶狠极了；这些年倒是不打架了，但是仍然会用最恶毒的语言彼此人身攻击、骂的狗血喷头。

  2004年初的一天，孙林一家和附近租住平房的外来务工人员都接到了房东们的紧急通知：由于兴建小区，八宝山附近的平房将要在一个月之内开始拆迁。接到消息的孙林一家放下了手中的所有工作，把时间都扑在了找房子上。他们租住不起正规小区的楼房，也无法通过正规的中介找到破旧平房的出租信息，只得自己每天骑着三轮车到处询问。“大家都不工作了，满大街都是找房子的”，孙林如此形容接到拆迁通知后的情况。

  拆迁后不到一年的时间里，一栋栋高楼拔地而起，吞噬了低矮破旧的平房，也带走了孙林一家在北京最初的住所。孙林对在北京的第一个住所印象颇深，她后来还去那附近看过：“新建的小区叫远洋山水，小区特别大、楼特别高。”

  在随后不到二十年的时间里，孙林一家搬家超过十次，平均一个地方住不到一两年就会因为拆迁而被迫搬走，她却也再也没像关注远洋山水小区一样关注拆迁后当地的发展变化。因为孙林意识到，对于像他们一家这种租住在京郊平房内的外来务工者来说，搬家是一种不得不习以为常的常态。她逐渐习惯了把租住的房子看作短暂的容身之所，一个个曾被她称作“家”的地方不再能唤起她的归属感，她甚至数不清自己搬家的次数，也记不清自己曾经居住的地方。

  孙林记得最近的一次搬家是从位于西五环边缘的张仪村搬到了西六环外的大灰厂，两个地方相隔了12公里，这是她记忆中搬家距离较远的一次。二十年来，他们一家随着北京城市的扩张和郊区的开发，一点点地从四环搬到了五环，又搬到了六环外。每次孙林一家都不愿意搬得太远，因为搬离他们熟悉的区域和周边工厂中的熟人意味着生意的减少和收入的下降。但是不是每一次都能在附近找到比较合适的住所，比如这一次他们被迫搬了12公里，只得丢掉了之前的所有生意。提起这个，孙林长叹一口气：“搬一次家，就从另一方面代表着一切都要重新开始。”

  然而搬家不仅影响着废品回收者的生意，由于占地面积大、建设成本高，搬家对废品回收站来说接近于“灭顶之灾”。2014年7月，为了疏解北京非首都核心功能，北京市政府办公厅正式对外发布了《北京市新增产业的禁止和限制目录》，其中废弃资源综合利用业被列入了北京的禁限目录。从颁布时起，北京的废品回收站就陷入了和官方的“游击战”之中。

  2016年，孙林所在的西南四、五环上82个正规废品回收站被先后取缔，部分废品回收工作者失业后离开北京，但大部分人选择搬往政府管理更松弛的五、六环外，建立了大量非正规的废品回收站。他们和当地的管理者形成了默契，每当全国范围内有重大火灾、事故，亦或者举办大型会议、活动时，废品回收站就会关门歇业，待风头过去后再重新开张；有时被检查出没有营业资格被勒令关门，他们就立刻关门后再重新选址……就这样，虽然反复的搬家和关门对废品回收站造成了很大的损失，但是它们从未真正消失过。孙林描述北京废品回收站的情况时说：“废品回收站一直是关了一个又开一个，每个都开不长，但是从来就没过废品卖不出去的情况。”

  废品回收者在拆迁之中不断外迁，废品回收站则在政府收紧的监管政策之下搬离，二者相互依存、步调一致，使得北京的废品回收行业在禁限之下却依旧如往日般运转着。究其根本，在北京废品生产量大、周边地区废品回收需求大的现实情况下，有利可图、有事可做的废品回收从业者们不会轻易放弃：“我们就像黏在北京的口香糖，人见人厌，但如果不是生活所迫，谁愿意干这份工作呢？”

  从政府的角度看，废品回收者走街串巷，总是给人以贫穷落后的印象，他们仿佛大城市的污点一般反映着城市阴影中的贫穷、艰难与脏乱。在政府大力疏解外来人口、整顿市容市貌的政策下，近五年来在北京市区听不到回收废品的叫卖声，也看不到胡同里大卡车的废品回收站点。但外在的整洁背后是扔可回收垃圾或淘汰家居家电时的困惑：这么多东西怎么办？

  为缓解城市垃圾量的增速同时也加强对可回收物的回收利用，北京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在2017年3月印发的《关于进一步推进垃圾分类工作的实施建议》中强调要加快推进垃圾收运网和废弃陈旧物资回收网的合并回收模式，即“两网融合”。中国再生资源回收利用协会的专家针对“两网融合”方案赴全国各地做出详细的调查研究后发现了再生资源回收站（即废品回收站）未纳入城市建设规划，导致废品回收没有生存空间、不可持续经营的问题，并提出了整合废品回收人员、建立正规回收队伍、依托互联网建立规范化回收网络的发展建议。

  随着互联网+回收企业的发展，北京市的部分小区实行了回收企业定点上门回收的服务，小区居民家中的可回收垃圾可由回收企业回收并兑换成相应的积分，用于换购网络站点平台上蔬菜、纸巾等日常生活用品。但是很快不少企业就无法负担起上门回收的高昂人力成本，只得暂停上门服务。

  与此同时，外来务工的废品回收者们作为最为专业的废品回收者，却被排除在废品行业互联网革新的潮流之外。二十年来，孙林一家收废品的工具从人力三轮车到电动三轮车再到小货车，随着工具的升级，他们挣到的钱也从每个月四五百到了七八千，有一些时候甚至能挣一万多元。但除了交通工具的改变外，废品回收工作者的工作模式二十年来如一日。孙林和她的丈夫也曾试图进行改变和创新，他们利用58同城的平台拓展客源，但58同城的销售员一口一个“孙总”，话里话外都在让他们支付高昂的广告费用。

  两网融合，本该是让处在灰色地带的废品回收人员走向正规的契机。若企业或者政府能够厘清整个废品回收再利用产业链，将废品回收规范化、整合化，不仅会改变垃圾分类和废品回收的现状，也能使废品回收成为光明正大为市容市貌做贡献的一分子。但外地人的身份、偏远的居住环境、较低的知识水平和信息获取能力，让废品回收人员成为了决策者眼中不可见的边缘群体。两网融合，在设施和政策上融合了垃圾分类和废品回收，却从未真正包容身处边缘的废品回收工作者。

  也许在未来两网融合的进程中，北京会出现一批批正规的废品回收岗位，但是这一切都与孙林一家再无关系。2023年初，孙林经人介绍接触了在安徽老家养甲鱼的生意，用她儿子的话说：“她头也不回地离开了北京。”

  “累也累够了，晒也晒够了，趁着还有能力想换个活干。”孙林承认了自己对废品回收的厌倦和离开的坚决。在北京二十年的风吹日晒在她身上留下了深刻的烙印，黝黑粗糙的皮肤、仿佛永远洗不干净的双手、工作中磕碰导致的大大小小的伤痕……她用这些换得了在老家盖起的三层新房和足以让她开启新生活的积蓄。

  如今，几百枚甲鱼蛋正在孙林一家搭建起的养殖大棚中孵化。为了照顾好它们，孙林和丈夫把带有空调的两间房子用来存放甲鱼蛋，自己则睡在房间门口的铁架子床上，日日忍受着夏天的炎热和蚊虫。“我们每天凌晨四点就要起床，这个活也没有想象中那么轻松。”话是这么说着，但孙林的脸上洋溢着充实、满足和对未来的憧憬。

  废品回收的二十年如白驹过隙，孙林当初来北京照顾的小外甥女，如今已经21岁了。而我，就是这一个21岁的女孩。得知小姑来到北京并且开始做废品回收与我有关的那一刻起，我就想记录她与北京这二十年的故事。

  虽然在北京生活了二十年，但小姑在北京没有留下一丝痕迹。我希望我的写作可以记录和表达，能成为她给北京留下的浅浅的印记。

  我们诚挚地邀请大家踊跃投稿，无论您是擅长用文字描绘生活、抒发情感，还是善于通过镜头捕捉那些令人心动的瞬间，我们都热切期盼着您的参与。

  我们的征稿内容涵盖人物专访、深度报道、影评、诗歌以及图片等多个领域。优秀作品将有机会在北京师范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官网、公众号等重要平台上展示。同时，我们还将提供丰厚的稿酬。

  我们已经在征稿启事中详细说明了投稿方式。请将您的佳作发送至指定邮箱，期待着您的来稿，期待与您携手打造北师人的精神家园！

  特别声明：以上内容(如有图片或视频亦包括在内)为自媒体平台“网易号”用户上传并发布，本平台仅提供信息存储服务。

  美国被曝可能很快公布“禁止接收关键技术的中国芯片企业名单”，我使馆回应！

  罗永浩谈小米汽车：足以把20万价位段的大部分油车、杂牌电车都淘汰掉，或重新上演良币驱逐劣币

  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组织部部长李干杰与新当选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院院士研修班学员举行座谈

  韩国一地区三年来首迎新生儿，韩总理参加周岁宴，称“是整个韩国的喜事儿”

  汽车大V狂吹雷军：小米汽车在中国登峰造极，小米生态被推到了高潮，世界的雷总！

  上市24小时，小米SU7已大定88898台！接到退单及改配需求共469例！小米汽车发文回应一切

  《中国留学发展报告蓝皮书（2023-2024）》新鲜出炉！这三个国家最受中国学生欢迎！

  #一语 #张雪峰 ：现在的孩子面临的环境，时代红利消失，信息差也没有了